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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e—88必发官网:审判世界二战侵袭罪行,国府是如何处置日本战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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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因为自身战略利益的需要,秉持蒋介石“以德报怨”的对日处理方针,对战犯的处理面与处罚度均作了严格控制,且对少数重要战犯网开一面,在离开大陆前夕又将在押战犯全部送回日本服刑,在1952年日台和约缔结后,使之全部开释。

当1945年中国迎来惨烈的抗日战争胜利后,开始与同盟国一道搜捕与起诉日本战犯。其中参与1937年南京大屠杀的日本乙级战犯谷寿夫,于南京审判侵华日军战犯军事法庭上受审。谷寿夫遭捕后极力狡辩,坚称“我部是有文化有教养的军人。两军对垒造成的伤亡不可避免。至于百姓伤亡,可能是别的部队的士兵干的”,同时伪称南京中华门一带的居民早已于日军抵达前逃光,想撇清屠杀罪责,甚至在遭判决有罪后还想上诉。但在如山铁证前,谷寿夫最终仍于1947年4月26日被捕至南京雨花台枪决,结束其罪恶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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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中国军事法庭庭长石美瑜、首席检察官陈光虞等在检验从雨花台荒野中挖掘的遇难者尸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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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国民政府对日本战犯的处置问题,是战后对日处置的一个重要方面,应该说,最初国民政府对这一问题还是甚为重视的,在战时即成立了专门的调查机构,进行相应的准备,战后也投入了一定人力物力以策进行。但国民政府因为自身战略利益的需要,秉持蒋介石“以德报怨”的对日处理方针,对战犯的处理面与处罚度均作了严格控制,且对少数重要战犯网开一面,在离开大陆前夕又将在押战犯全部送回日本服刑,在1952年日台和约缔结后,使之全部开释。总的来看,战后国民政府的战犯处置工作,既有伸张正义、惩处元凶的一面,又有敷衍民意、虎头蛇尾,甚至刻意开脱的一面。本文拟根据台北“国史馆”藏档案文献,略作考察。

早于1942年战争结束以前,同盟国就已着手搜集战争罪证,预备于战后追究轴心国责任,中国外交部也同步展开相关工作,并于1944年2月由行政院核定成立“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迨抗战胜利后,除了同盟国主持的东京大审判之外,中国自1945年12月起也在境内的南京、汉口、上海、广州、济南、沈阳、太原、北平、徐州、台北等十个城市设立战犯审判法庭,负责审理乙级与丙级战犯。国民政府随后公布《战争罪犯处理办法》、《战争罪犯审判办法》、《战争罪犯审判办法施行细则》作为审理依据,并向盟军递交战犯名单。然而,作为发动侵华战争的主要人物─日本裕仁天皇与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却在国民政府与美国的私心之下被纵放,这不能不说是最大的错误,同时也令日本在战后无法与受害最深的中国、韩国一同对战争持谴责批判的态度,反省自身罪责,使历史问题始终横亘在中日、韩日之间,成为彼此正常交往的阻碍,也让日本国内的极右翼势力仍不时想开脱二战罪责,致使受害者极度愤慨。

home—88必发官网 3南京市第一区境内人民遭受敌人屠杀及因敌人暴行死伤调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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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日军罪行调查工作的展开

原本在国民政府与美国的构想内,裕仁天皇是罪无可逭的“头号战犯”。根据国民政府外交部机密档案,1945年6月军令部第二厅第一处制作的《侵战以来敌国主要罪犯调查表》,裕仁天皇就赫然列于首位,罪行栏上直接标注“侵战罪魁”。美国也于同年11月的参谋联席会议上,敦促驻日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尽快搜集罪证,表明日本天皇不能豁免。显然,裕仁天皇的战犯定位是中美共同认证,并非中国的一家之言。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投降只是时间问题,对战后问题的考虑逐步提上议事日程,这当然也包括对日处置的问题。与英美等主要盟国惩治战争暴行的倡导相关联,国民政府对敌人罪行的调查工作是从1942年1月开始的。1942年9月24日,外交部又致函内政部、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等各机关,请求配合调查日本战罪工作,函请检送敌倭暴行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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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外交部牵头的敌人罪行资料搜集工作随之展开:“本部自三十年即着手搜集资料,三十一年开始研究整理,编辑《日本在华暴行录》,且自三十一年度以来,即列入本部工作计划”(据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成立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案”)。为开展这项工作,外交部不时请相关部门及地方当局对有关个案进行调查,一些部门也较为积极地向外交部提供各种资料。10月7日,国民党中宣部部长王世杰将田伯烈着《外人目睹之日军暴行》一书和敌人暴行照片9张送外交部。11月10日,政治部部长张治中送到《汾南敌寇暴行》资料一份。

但是麦克阿瑟考虑到保留天皇有助于重建日本,加上为了抵制主张审判日本天皇的苏联,竟回答“把他毁灭,这个国家将瓦解”,声称废除天皇会使日本大分裂,反而要耗费百万军队来维持秩序。还有驻日盟军总部的将领私下向日本海军大臣米内光政透露如何抵制苏联等国:“最好的方法是日方能够证明天皇没有任何罪过,为此最近要开始的裁判是最好的机会,特别是在该项裁判,能使东条负起全部的责任”,打算将全部的战争罪责全推给首相东条英机一肩扛起,也极力避免裕仁天皇出席法庭担任证人,就是想让日本天皇参与过侵略战争的痕迹全抹得一乾二净。

在敌人罪行调查过程中,也存在一些客观困难。作为战争期间侵略者对被侵略者实施的暴力,一方面,谁是具体的施暴者?其姓名、单位、职务为何?他们的罪行如何被有效记录?另一方面,被害者又如何能对罪犯进行足供采信的指证?一些受害者已经死亡,无从控诉,即便是幸存者,面对那些异族入侵者,由于绝大多数处于极端惊慌恐惧的环境,语言不通,流动性大,受害者也很难确切指认,因此人证物证的搜集和保存均有相当的困难。类似这种情况,在调查工作开始之初,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就向外交部作了反映。1942年12月18日,政治部部长张治中致函外交部称:“查敌寇暴行,类皆于战斗行动中或沦陷区发生,事后调查颇难,除再通令各级于嗣后搜集敌寇暴行资料时,在可能范围内,设法调查证据报部外,相应函复。”

而中国方面,由于蒋介石自开罗会议时,便提议日本国体由“日本新进的觉悟分子来解决”,不谋求直接废除天皇制。加上蒋介石发现英美与苏联私订《雅尔塔密约》出卖中国权益后,对付可能渗透东北和新疆的苏联、以及准备争夺日军受降的共产党,反而成为当务之急。加上察觉美国对日惩处和求偿的态度随着制衡苏联而不再积极,中国也无力与之争执,因此国民政府不仅不再追究裕仁天皇,甚至提交的战犯名单也集中于进行特务活动、杀戮军民的日本军官,如策动九一八事变的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本庄繁等人,但主导侵华的日本政府高官便多未列入。

在实际推进此项工作的过程中,外交部也感到了类似的困难:“除于书报杂志中搜集材料外,并函请有关各机关……代为调查检送资料,惟现所搜集者无几,且多无暴行人之姓名及确切证据,势难向联合国调查战争罪行委员会提出,以达惩治之目的。”故于1943年3月9日上呈蒋介石,希望由主管军事机关的军委会来牵头搜集。蒋介石收到外交部呈后,甚为重视,电军委会办公厅“希通令施行并负责搜集,随时与外交部联络进行”。4月15日,军委会办公厅收到此件后,即以军事委员会名义“通令各战区、各省府、昆明行辕、军令部、军政部、政治部负责搜集呈会汇转”,并将上述办理情形呈复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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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以及英美等盟国的重视,这项工作的重要性日益突出,6月份,因英国将召集“盟邦会议”,组织“敌国战事犯罪行调查委员会”,军委会参事室主任王世杰提出组织我国的“敌军罪行调查委员会”,经蒋介石同意,国民政府决定由行政院牵头,着手成立更为专门的敌人罪行调查机构。

蒋介石本人在广播演说《抗战胜利告全国军民及全世界人士书》提及的“不念旧恶”,也被引申为“以德报怨”的对日宽大方针,借以争取在华日军和战后日本政府的合作。1946年10月,国民政府国防部第二厅于战犯处理委员会上,甚至决议“对日应高瞻远瞩,处理战犯宜从大处着眼,不必计较小节,并迅速结束战犯处理业务”,还指示若东京审判里有与中国相关的战犯,也暂时不要求引渡。而更惹人非议的还有这条:“对于此次受降,日军负责执行命令之尽职人员而有战罪者之处理,俟东京战犯审判告一段落后,再行决定”,无非是替在役日本军官的脱罪提供最佳借口。

1944年2月23日,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在重庆正式成立。行政院指定由着名外交家王正廷任主任委员,王正廷及司法行政部部长谢冠生、行政院参事管欧为常务委员。该会设立了秘书处与三个工作小组,对日军在华战争罪行拟定了13个项目着手进行调查。除外交部之外,奉命参与该项工作的军令部也做了大量工作。如编制《敌侵华陆军部队作战经过之查考》表、《历次主要战役敌部队长姓名调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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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e—88必发官网 7投降仪式上,何应钦代表中国接受日军投降书。

这样的对日处置原则,使得遭国民政府判罪的日本战犯人数比其余盟国少。根据统计,至1949年初,中国10所军事法庭拘留的日本战犯仅2,000多人,判处死刑的才145名,只占盟国处死的日本乙级战犯总数六分之一左右;有期与无期徒刑者300名,余下战犯不是没被起诉、就是被宣告无罪、或直接遣送回日本。对比日本残杀的大量中国生灵,这样的判决人数和结果,实在太过稀少、太过轻微,更无法令日本政府与军方有深切的悔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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